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十七年绘画作品中的“武汉景观”

文：章后仪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被许多学者称为“新中国十七年”。其承前启后的特殊性体现在：国家意识形态全面革新；新的国家机器的建立以及一个世纪的战乱纷争后，新中国各领域正面临初创；国家领导人与人民对于新生活有着迫切的新希望，对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路线和方针；它正在酝酿一场世界历史中罕见的政治文化运动。因此，这个时间段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重要断代。在美术领域，尽管“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美术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最为成熟的时期，但新中国十七年恰好能提供给我们更为生动的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实践。因为对于身处这一时期的美术家而言，他们经历新旧中国的变化，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份子。他们面临新时代的新课题：如何才能真切表达新主题，立新形象，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文将以这个时间断代作为讨论的时间范围，而内容范围则是这一阶段绘画作品中的“武汉景观”。“武汉景观”在本文中泛指1949年以来作为行政区域以及现代都市的武汉所拥有的自然景观以及人工景观，区别于彼时的农村、人民公社和乡野。其中，人工景观包含文物古迹、商贸街道、建筑、园林、广场、学校等等。本文将试图对新中国十七年来武汉艺术家或绘画作品中描绘的“武汉景观”通过题材进行分类，从而讨论新中国十七年来城市“景观”绘画的功能与意义。
一、“武汉长江大桥”与“武钢”：武汉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城市典范
1954年，祖籍广东的画家关山月结束了三年土改工作任务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的筹建来到武汉。9岁就曾跟着父亲在武汉生活过的关山月对武汉有着别样的深情。某天，他踱步来到浩瀚宽阔的长江边，目睹眼前如火如荼的大桥建设，心情或许澎湃万分。不知他是否就是坐在江边完成了系列表现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速写写生。根据创作时间来看，他不止一次前来，4月画了《长江码头》和《武汉长江大桥兴建前》，9月底画了《汉水大桥在建设中》，10月画了《汉水桥》。
《汉水桥》通过横幅构图，表现了正在建设的汉水桥横跨江面。通过画家的视角，由近及远我们可见近处的“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单位名牌立在趸船边的小船上，而趸船上聚集了许多工程师、摄影师甚至画家。他们有的手指江面惊叹工程之宏伟，有的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坐着的一名戴帽的同志似乎在画着什么，引来了工人模样的旁人关注。这样一名有着“画家”形象的人物出现在建设场景，是否暗示了画家本人对于“新中国建设”“工业化建设”的强烈参与欲望呢？顺着趸船上的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则是画面的主题表现对象——建设中的汉水桥，桥上的人们身体都呈同样后倾的姿势，似乎在同心协力完成着某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样一条观看的线索正是画家想要传递的主要消息，这在《汉水桥》的题跋中有所显露。他这样写道：“汉水铁桥的工人们在党的正确领导及苏联领导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在百年来最高水位的洪水威胁中以战斗的精神坚持了工作，终于在九月二十七日胜利地完成了架设桥梁的工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建国第五周年国庆的献礼。一九五四年。关山月。”
同样表现武汉长江大桥的还有新四军老战士、祖籍湖南、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来在武汉实践美术教育等工作的武石。他最有代表性的木刻作品《最后一根钢梁》（创作于1957年，1958年发表于《美术》第三期）表现了长江大桥建成前最后一根钢梁归位，画面视角同关山月的《汉水桥》仰视视角如出一辙，江面的波涛汹涌与大桥的宏伟景象，述说着这一代人对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毕业于北平艺专的画家王肇民，1951年2月来到武汉，成为中南艺专的教员，他也见证了长江大桥的兴建与落成。他的水彩作品《武汉大桥——通车》（1957年）描绘了新中国一派繁忙的景象下，火车徐徐驶过新建成的大桥。
“1949年10月，中共武汉市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了‘把武汉建设为一个新的工业城市’的奋斗目标……在编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武汉就被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当时，在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中，有7项安排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青山热电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长江大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①
毫不意外，除了武汉长江大桥外，武汉钢铁公司也是这时期画家表现的重要对象。
前文提到在1954年多次表现长江大桥的画家关山月还曾在1958年创作了《武钢工地》，而武石也创作了以武钢景象为主题的《武钢扩建中》，湖北著名的水彩画家白统绪创作了《武钢远眺》（1959年）。在表现武钢的绘画作品中，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许还能见到如关山月、白统绪这般将其视为“城市景观”来客观处理的画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符号式的、宣传画式的宣扬工人形象的创作逐渐成为主题。见证这一变化的中南专科艺术组组员、中南艺术专科学校讲师马三和曾于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毛主席视察炼钢厂》。1958年，毛泽东亲临视察武钢，“沿着铁梯登上高炉炉台，同等候在这里的武钢劳动模范一一握手。……与武钢职工拉家常。”②马三和再现了这个场景，前景中的钢铁工人面带笑容地处理着发红的钢条，他们后面站着毛泽东、其他的钢厂领导和工人们。画面后方墙面上的颇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写道：“坚决贯彻作业计划保证超额完成，增产节约展开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1957年5月《美术》上刊载了由戴筠与韶华撰写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成立的新闻，新闻中表示美协领导将“鼓励美术家多多地表现湖北省工农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而努力③。”中央对武汉城市发展的政策决议以及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构成了新中国十七年间身居武汉的画家们描绘积极美好生活的背景。在武汉，长江大桥和武钢是新中国现代工业化建设的代表。工业大生产在新中国十七年成为都市人文的重要表征。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建设本身具有的强烈的吸引力以及中央文艺政策使画家对于此类“城市景观”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二、大众化的生活与远看的街道：“双百”方针下的多样城市景观
除了工业化建设的场景，武汉的“城市景观”在新中国十七年还有更为平易和生活化的场景。1956年刚刚从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科毕业的白统绪为我们记录了不同于工业建设场景的武汉景观。他从1955年开始，先后创作了《长春观》（1955年）、《司门口引桥一瞥》（1956年）、《美院宿舍》（1956年）、《雨后的华师体育馆》（1957年）、《武昌解放路街景》（1957年）、《江边渔网》（1960年）、《武昌轮渡码头》（1960年）、《江上的大船》（1961年）、《汉口雨景》（1961年）、《武昌洞口雨景》（1961年）、《星期天》水彩（1962年）、《星期天》（1962年）、《民主路写生》（1962年）等作品。描绘了武汉的文物古迹（长春观）、现代商场（《星期天》中的友好商场）、高等学校、街景等等。
差不多同一时间，时任湖北艺术学院教师的钱延康创作了油画《汉口解放大道的早晨》（1959年），几年后同为湖北艺术学院教师的王居平也创作了油画《雪——汉口解放大道》（1964年），同为表现汉口街道，画面真正的主角也如出一辙——友好商场④。而同为湖北艺术学院的教师陈隆田以东湖游泳场为描绘对象，创作了《东湖游泳场》（1956年）。
友好商场的建筑具有苏联风格，这在当时无疑是时尚与潮流的象征，只不过在当时的画家来看更看重其象征了中苏友好关系。武汉炎热的夏季使游泳这项悠闲运动在武汉蔚为风行，毛泽东也曾数次横渡长江。所以友好商场与游泳场虽然作为休闲场所，出现在武汉画家的画面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这一阶段多样城市景观的描绘出现或许得益于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比如倪贻德于1956年曾在全国油画教学会议上发表看法：“提倡了风格多样化，如果有人害怕形式主义将会趁机复活了，这也是不必要的，提出一些清规戒律限制风格的发展也是有害的。对于究竟怎样的画才是形式主义也要弄清楚。作品是否形式主义要看表现形式是否能恰当地表达内容来决定。”⑤同样的会议上，文化部学校司副司长陈叔亮发表看法：“解放初，风景、静物被认为是不能为政治服务，被轻视，那是在对敌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求创作更多及时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反映人民生活斗争是有必要的。目前客观情况改变，国家正好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对人民有益的题材，人物、风景、花鸟、草虫都可以画，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上开辟无限广阔道路。但这样说，并不等于完全不要反映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仍然是创作上重要方面，反对把绘画直接代替政治论文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否则创作上的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将永远无法清除。”⑥
不过即便如此，双百方针的践行仍然有着更深层次的要求，即表现方式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这集中体现在发生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对于印象主义是否是现实主义的学界争论中。“否定艺术的思想内容和它的社会人物，向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是资产阶级艺术趋向没落的基本特征。印象主义则是资产阶级艺术没落的起点，它开始摈弃现实主义的传统，首先是竭力把现实生活从艺术领域中排除出去，使绘画反映生活的范围极端狭窄化。”⑦“如作画停留在感觉上面不作理性的概括；如强调光色的作用而忽视了现实主义绘画的造型、结构等要素；如抛弃了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否认艺术作品的战斗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任务；如热心美化资产阶级的玩乐生活并使之起粉饰现实的作用等等，这可以肯定地说，印象主义不是现实主义。”⑧
而这样左倾的言论几乎预示了几年后到来的文化运动。
三、结语
总的来说，新中国十七年绘画作品有着较为自由的空间去表达武汉城市景观。此时的城市景观包含了现代化工业建设，也包含了市民生活。在这些作品中，情绪是积极的、高昂的，很少见到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的困苦。
与此同时，各绘画门类内部也在依据新的文化政策悄然发生着新的创作方式的探索。旧题材画新主题，改旧形式造新形式。画家们也通过手上的笔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十七年绘画走上了与新的社会生活、新的美学观念同步的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再造的都市图像。
也许贡布里希《世界艺术之旅》中的一句话可以为本文划下句点：“整个美术的历史不是技术熟练的发展史，而是思想和需求的变迁史。”

注释
①参见易福才、涂天向：《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武汉工业建设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②参见徐俊华：《从城市发展史解读毛泽东的武汉情缘》，《学习月刊》，2014年。
③参见戴筠、周韶华：《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成立》，《美术》，1957年5月。
④1956年，在当时的汉口解放大道终端，搭建了一间武汉市百货公司实验商店，1957年5月，经武汉市一商业局倡议，决定在原实验商店的基础上，建设一座综合性百货商场。1959年9月29日，商场建成正式开业。为纪念中苏友谊，它被命名为“友好商场”，与当时的武汉剧院、中苏友好宫、武汉饭店等，成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参见《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8期。
⑤⑥参见《关于油画教学、技法和风格等问题——全国油画教学会议的若干问题讨论纪要》，《美术》，1956年12月。
⑦⑧参见江丰：《印象主义不是现实主义》，《美术研究》，1957年7月。

关山月 《汉水大桥在建设中》  中国画  32.7cm×43.5 cm  1954年（关山月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