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表演、应激与策略——双飞艺术中心讨论会
BAD PERFORMANCE, STREET＆STRATERY-SYMPOSIUM OF DOuBLE FLY ART CENTER
坏表演、应激与策略——双飞艺术中心讨论会
与会嘉宾：富源、付晓东、和文朝、李宁、桑田、苏磊、夏彦国、杨北辰、于渺、张宗希、周翊、双飞艺术中心（李明、张乐华、杨俊岭、崔绍翰、林科、王亮、孙慧源）
时间：2015年5月3日
地点：今日美术馆1号馆2层

张乐华：这7年到现在就这么过来了，最近做了两个个展，从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自己到了要转化或者反思的一个点。
桑田：我一边很喜欢这个展玩得很肆无忌惮的状态，一边又会觉得，自己这么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被资本力量、被政治、被机构兼并？
李明：一方面是拒绝的，但始终还是在系统之内。双飞非常主动把自身变成小丑，在这样的快感中，比较调皮。在早期欧洲表达方式中，小丑是具有批判性的，后来又变成一个貌似贬义的概念。我们关注创作方法，做的很多作品，当你看到这些物质的时候，再联想到双飞的东西，你会发笑。我们以往做的作品，克莱因蓝和撕票艺术等，影像、行为、说话方式和具体的物质，这些都不在于物质化，而是通过这些手段感受到双飞精神，带有双飞的色彩。我们现在不能说太对的话，不能太真诚，双飞一直要表演，只要双飞形象出现，就要以双飞的手法来呈现。双飞不是高度统一的状态，是分离开的，双飞的星座是双子座。
我们9个人的组合非常民主，任何事情都没有意见领袖。在今日美术馆做展览，开幕之后的第二天有的人就回家了。他有自己的生活，他加入双飞并不是他在艺术上有所诉求，只想能够跟几个很好的朋友在一起玩，与心里边的艺术互相呼应，去体验、去做与工作完全脱轨的事。前几年突然发现很多小组解散，就像是魔咒。小组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往下走？推动双飞向前的是情感，我们并不太在乎艺术上的结果。
张乐华：在9个人形成的集体里边，我们脱离了个体的层级。当我进行表演的时候，是到另外一个台阶上背离自己的个人身份。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把自我抛弃掉了，有一种虚伪的神圣感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带有批判性在里面。我们也特别努力、特别认真地把一个事做坏，从一开始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2009年我们做了一批行为艺术，第一次双飞个展是在空间站，《双飞宫》是双飞最早的基调。双飞把个人生活当成艺术的底线，我们之间的修养是靠同学时期的感情培养出来的。在一些视觉、表面的事上会有冲突，但是终点都会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共同在一起产生出新的点，这是一种默契。
杨北辰：双飞早期作品应激性很强。人们总觉得知识分子写作是策略性，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应激，尤其在大时代里，遇到一件事突然提笔记录一段东西。其实艺术家本来应该是应激性的，但是越来越策略了。我把双飞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双飞有点浪漫主义，在一种诗意的、线性的和自身有限理性之间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叠加在一起变成有限。艺术系统、资本、机构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每个都是有限的，但是它们叠加起来变成无限⋯⋯
付晓东：去年双飞参加在美国的“年轻一代”的展览时，双飞被介绍为国际化的青年一代。双飞是增长的国际化扩散到本土地区之后的一种反映，是在地方化生存经验的国际化反馈，而不是主动地、策略化地寻求国际化。
夏彦国：双飞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没办法统一，我们要讨论双飞这样的角色在艺术圈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对发展的抵抗。这个团队有的人想往上，有的人想往后，处于分离的状态。在社会结构中需要有这样的角色，双飞正扮演这样的角色。
苏磊：双飞的录像中比较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我挺佩服双飞，他们很年轻、很有动力，我特别喜欢他们裸体在酒店里的录像（《双飞拯救全世界》），它隐喻了性和资本作为社会的两个动力，像马达一样。最近一年半时间，中国各个层面变化特别激烈，今天的艺术界更放大了变化。双飞面临了新的问题，而不是策略，因为整个环境都在变化，主题完全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怎么找到自己？这个主题是变化的，每个阶段反映情况不同。艺术把社会内在不可见的东西可视化了，现在内在变了，做法也不同了。
和文朝：最早注意双飞是2009年，就感觉他们不太一样，而且这么多年下来，许多团队方生方死，双飞能到现在，而且还可能继续下去，这差不多算个奇迹了。有时候我们会把双飞和徐震（没顶公司）相比，徐震是高大上，双飞是低小巧，与徐震对各种形而上系统的援引不同，双飞是小产品，针对的是自己的处境和欲求。我们常常会希望在双飞身上求得或映射某种现实或理论的解答，但也许双飞不负责提供这些可解的部分，他就只是要努力地在这个系统里存在下去。他可以带来不同程度的小刺激，但不会有更多超越的东西出来刁难别人。双飞在这个事情里有个魔鬼存在，这个魔鬼是他自己还是这个体制或系统，我不得而知，唯一肯定的是双飞要干下去就必须一直饲育它，把这个小鬼好好养下去。
周翊：双飞的表演一看就是表演，是蓄谋的坏表演。坏表演在当今政治环境下，可以说是唯一道德的表演。大家都在表演，坏的表演暴露了大家的默契，坏表演有攻击性、有策略。我觉得策略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应该攻击得越准确越好，越恶毒越好。我认为你们是有方法的，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你们。
和文朝：这个团体结构（成员的身份、背景、地域）就是他的方法，一切多于这个方法的方法可能都只是我们的想象。假设是一群由完全的职业艺术家组成的所谓团体的话，他们真的需要一种常规意义上的方法以形成某个风格或样式，但双飞还真不是，这里起到方法论作用的正是这个团队真实的结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每个人从经验和身份的差异里出发，并在这个团队里到场，带着自己的思路走向某个临时和应激的主题，大概就是双飞方法论的样子。
富源：观看“克莱因蓝”的现场，我差不多坚持到最后，有一种挺累的感觉。极其松散的表演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应，这可以叫做一种SocialCommentary，是一个社会的简单表演。它是一个坏的表演也好、好的表演也好，都是有计划性、有组织性的，我觉得不是直接反映，是很自然。
崔绍翰：一旦登上舞台，在24000瓦聚光灯下，确实没有太多策略性，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结构里面存在，有他的特性。比如有的人会非常有逻辑性、会有整个架构，有的人对身边观察得非常仔细，有的人想问题会非常周到，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case，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参与双飞，是确实爱这个事，爱这些人。每个人会阶段性地承担双飞的工作。
杨北辰：应激就是把艺术家当成奇人，接受一个信息，用一个软件然后运算出一个结果，成为一个作品，都是平光镜状态，或者哈哈镜照出来的东西。所以应激状态的方法肯定是雷同的，双飞当然有方法，而且方法非常明确。我期待真正多样性的出现，我对双飞的期待是可以再多样性、再变一下，再把这个应激的状态变得更加有弹性。应激的方式，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真的要有艺术家那种“不得不”，就是一种被动。
于渺：“好的坏艺术”已经成为一种范式。很多时候艺术家开始做这种坏艺术，成为一种廉价，会拒绝批评家、观众用一种眼光来批判它。大众应该用一种认真的姿态来审视所谓的坏艺术的表面，艺术家到底有什么样的身份？到底想干什么？双飞还是一个个在做作品，反复用工作这个词，其实是很严肃的，是一个相对有组织性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展览，你们是拒绝的？
杨俊岭：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一样，我们现在接活是有选择性的，但是选择性不是嫌贫爱富。我们希望不要做高级的事，小的展览或者二三线城市的都是不接的，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状态。这个高大上和屌丝其实是完全重叠的、相互的概念。
周翊：我解释一下我的指向。坏表演是否定我们共同的自我形象，是非常理性的。好表演指激情地、自然地、毫无痕迹地转换角色。表演技巧在日常生活中是基本的生存技能，各行各业都把肯不肯演、能不能演，作为你能不能行的基本要求。你能行还是不能行，主要看你能演还是不能演，看不看得出激情和态度？其实都是演，往像了演，让人相信和往不像了演，让人记不住含义和目的会不一样。
苏磊：坏艺术是对之前各种固有模式的不服从，它不参加各种模式，而现在文化就是一种模式。坏艺术似乎对所有艺术都不服从，最后建立混合系统。
桑田：不是任何玩都有一定的创造力，会有新的东西。如果毫无分辨，就是屈服于原有的那些玩法，很难发展出新的游戏。最重要的是你能改变这些东西，就像双飞的这四个录像，很多可能都是来自生活中的录制，这个恐怕是双飞和其他艺术家所不同的地方。那些是特别追求固化的一种成品状态，所谓的艺术观念呈现就显得特别突出。而把双飞的作品跟成品作品、艺术品去比，当拿你们作品和现实生活作品去比较的时候，他跟你们不像，他们更像。
李明：我有一个提议，我们把这个艺术作品放在神坛上边，然后我们再聊艺术好吗？现在的这种感觉，大家的幻觉会多一点。
桑田：克莱因才活了34年。当时他所做出来的是20世纪艺术的片断，是前卫艺术的一个终结，到后面的行为艺术，更多是在策略层面了。
李宁：比如说撕票的表演并不是单一的，强调了一种悖论，在关系里面找到成立的角度。谈到小丑的表演概念，自然形成了一个最标准的表演参照物，表演就是参照出来的，是能看到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作品的里面有策略性，比如有一个情景出现了不能打的电话号码，它可能是一个正意识形态反着讲。撕票作品表演不能单一作为艺术品，它可能是由变化所形成的，强调的思维和观念，这可能是艺术家思考问题的持续性。
张宗希：双飞这次的作品可参与性更强，和他们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兼具波普娱乐与机智嘲讽，不仅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就像王小波的小说，对传统以及虚伪的崇高保持警惕，读来过瘾，但正像有人指出王小波的小说只是指出了问题并没有深究或解决问题一样，这可能也是双飞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不过从最近的克莱因蓝到这个荒蛋奖，多少可以看出他们开始面对问题的态度。
桑田：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的艺术家，不再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时代，艺术家现在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对社会的认知，需要知道怎么回事？该怎么做？甚至有策略、有意识、有目的，而不是依赖别人给一个策略、一个合法性然后去做。双飞的现场行为、定制化、图片是同时做出来的，他们就是一个生命，就是策略的方法。尤其在群展中，双飞往往会显得非常突出，竟然还会有这么生猛的作品。
付晓东：刚才非常感谢各位的不同观点，我跟双飞合作多次，从2008年以来伴随他们成长。双飞一直以屌丝青年的身份进行艺术生涯创作，以底层反抗者形象自居，把自己身体作为一种直接的观念性的媒介，创作形式多样，并不是局限于行为。在纽约军械库，他们更多地考虑把观众拉到作品之内，把博览会展位做成一个作品材料，通过消费来反抗消费的这样一个概念，受到一定关系美学的影响。双飞从头到尾都有一种对于艺术体制的批判性，在今日美术馆的这个环境里面，由艺术家来组织并且参与，由普通民众来比赛，同样也追问了“什么是在美术馆里的艺术品”这个概念，产生了一种错位。
双飞的作品可能阅读起来有非常大的障碍，因为他本身不是按照现代所流行的理论或者主流的期待去做，他有自己内在的生长规则，设身处地去考虑他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他只能出于自己的需要来做，双飞没法做出特别符合理论期待的东西来，他本身就是一个顽强成长的生命。他包含了身体元素、虚拟网络、集体主体、消费主义、国际化及“刻奇”的元素，其戏仿和表演似乎又都跟双飞有关系，但是他又不是按照话题生产的，像雪球一样粘合在一个东西身上，然后滚出自己的东西。
杨北辰：双飞可能是很难消化的一个充满刺的、很坚硬的东西，可能代表一个另类的未来，这也是我对双飞的一个期待。
周翊：我跟北辰说的整体是有共识的，希望双飞更有策略一些，不是那种应激状态。双飞一贯以来的策略，就是把真话当作假话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具有策略性，荒蛋奖是非常好的策划。
和文朝：双飞如果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未来，我认为恰恰不在于策略，策略可以有，但要警惕，而在于双飞能否最大程度上长久地保持他们的应激能力以及低小挫，保护并磨练这种能力，让这种能力更有勇气和锋芒，如果在下一个7年或10年，双飞还能这样活着，没事别进步好吗？那才叫一个精彩！
张乐华：大家开始撞蛋吧。（整理：陈羽丰，本文为部分节选，2015年发表于艺术论坛Artforum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