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伦《图腾柱》 木头、金属、塑料、纸、布 75cm×45cm 2015年
周轶伦推介词
瞧,那个局外人
RECOMMENDATION ON ZHOU YILUN’ S WORKS
Look! That Outsider
推介人:崔灿灿 RECOMMENDER: CUI CANCAN
周轶伦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中,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个案。通常情况下,一位具有特殊价值的艺术家,往往与他所处的艺术现场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产生直接的作用。然而,对于周轶伦而言,他一直游离于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主流系统之外,或者说从本意上,他从未渴望进入当下艺术史的序列之中。
然而,对周轶轮作品的分析和讨论,却涉及中国当代艺术在当下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个体作为艺术家的诉求与艺术史经验、艺术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在持续性的自我实践、运动的过程中和艺术评判之间的裂缝、之间的截点或对应点在哪里;另一方面,作为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化之后的个体,在以不落俗套、我行我素的极端个体化的方式中,现代主义中的原创和后现代文化中的个体化有何不同?如何与公共社会、现实语境产生联系,又具有何种价值与意义,它破坏了什么?又提示了什么?
可以说,在今天,对于艺术是否终结的认识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它决定着,我们如何考察当下艺术家的工作,以及观者在何种情境框架内去看待被称之为“艺术”的事物。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周轶伦的作品可以被粗略地分割为两个部分:一、被创造和展示出来的视觉之物(作为结果的绘画或是装置),它涵盖周轶伦作品在艺术范围内的美学、形式、技法等问题;二、物背后与物之外的艺术家作为个人身份的生活方式,作为主导了艺术作品出现的人和生活的抽象形态,它包括现实情境、人生态度、行动和表达方式等,它涉及艺术是如何出现的,也决定着作品对于个体创造者的作用和功能。
在对周轶伦作品的具体分析上,这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是通过在艺术系统中寻找位置,进行现实化的研究和回应,摸索出某种艺术样式,从而确定自我的存在?还是由自我出发,放弃对艺术的迷信和精神上对于参照的依赖,回到生活方式本身,最终遗留下某种视觉形式?
事实上,在周轶伦的作品中,我们很难发现某种明确的在艺术史框架内进行工作的动机,也难以清晰地梳理出其作品中社会政治和文化哲学上的价值诉求。对艺术理性和历史野心的放弃,使得周轶伦获得了个体诉求上更为广阔的、自由的空间,这种空间上的自如,也促使艺术家获得了行动意志上的放松与思维的愉悦。
绘画是一个被物化的契约?它是为了生产一个可被思想轻易交换的物品,还是寻找一种关于人与他者之间新的秩序?周轶伦的创作目的是有机性与随机性的,他的作品保持着某种生涩和初始状态。那些不可被类别化的、原生的、自发的、无序的信息充斥在他的画面之中。观者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普遍应用的艺术史知识或现实经验,去准确地描述他作品中的文本价值和思想意义。这种阅读和观赏上的障碍,促使我们去思考,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得某种承认和赏识而存在的。它是否必须进入一个现有的艺术经验系统,通过和观众的思想交换来确立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周轶伦的绘画却向我们表明,不管艺术的历史经验和制度系统存不存在,艺术家的行动、思考总是独立而自我存在的。它也许不在展厅中,不在公共视野考察的范畴内,它在艺术家的生活各处,即便是一把改装后的椅子、一个涂了颜色的台灯、一张堆满各种玩具的桌子,哪怕它还只是脑海中的一个念头与想法。周轶伦的艺术是属于他生活的一部分、自我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个体通过各种方式改变生活和自我的冲动、情感和行动中。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裂缝在周轶伦这里被抹平。周轶伦的绘画选择了一种漂移不定的创作立场,一种开放于多种多元形态之中的游离状态。他的许多作品都难以用一种风格或单一形态来概括,有时候倒退,有时候向前飞跃。每一件作品之间的变化都是没有定数的,没有预设的落脚点,也不需要安全地依附于某个固有的系统。周轶伦的创作不遵守任何确定的、清晰的、完整的艺术原则,它只遵循与语言创作同步存在的精神状态,通过一种心理力量和真诚来自我挖掘的本能冲动,进行即兴创造的原则。这种工作方式得出的艺术形式,既不是与传统绘画形态所平行的另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对历史或现实的明确回应。它更像是一种超脱,一种无视他者的自我演变和推进,周轶伦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作为遗留的视觉证据而存在。
周轶伦作品中所涉及的题材是庞杂的、破碎的、丰富的,一些经典逻辑中本不该在同一张画面秩序中出现的事物,却被灵活地纠缠在一起。怪诞的人物形象,充满奇异性的幽默,无论是吸烟、脏话还是撒尿的动作,这些精英历史中似乎不耻描绘的内容,在作品中显得如此从容自得,甚至放肆得有些挑衅,让人们既为之羞愧,又莫名地兴奋。人们已经厌倦了艺术中无休止的道德的说教和对观念没完没了的反驳。一种久违的松节油的气息、肆意的笔触、流动的节奏,让人看到绘画行为作为一种自由存在的方式,任意驰骋在日常经验与艺术范本的边界之外。
以艺术的名义,周轶伦打破了绘画题材与秩序之间的固有关系,将那些原本线性的逻辑文本拆散,重新按照自我的意志进行肆意的拼接。这些意图或是方式,类似于个体生长的趋势。而个体生长的趋势是不完整的、不可预见的,也是非线性的。它往往源自于个体在遭遇其他事物之后的冲动和欲望,本质上,个体的自我生长规律与艺术的研究方法是背道而驰的。
当个体进行艺术创造时,是否存在艺术的限制?是否需要这种限制?“艺术”既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名词,也不是一个可被清晰把握的世界。它在自身演变的进程中和艺术家个体不断地互动,被个体不断地打开,也被个体不断地激变。同样,个体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不形成一个固化的知识。个体的变化在时光中没有停滞,只有留下的或是被局部记录的动态形象。在这种双轨运动之下,艺术才可以被不同的时代和无数个体不断激活,“艺术”才是一个当代的动词。
在这个意义上,周轶伦的任何一件作品似乎都没有结束,它不过是某个时间,或者某个地点的片段性遭遇和记忆。一个在此时此地,获得的偶然性信息和结果。
周轶伦的作品是自在的,它不依靠传播中的可辨识度、艺术产业中的交换属性,不留恋任何系统带来的单一快感,也不期望通过对某种意外获得的风格或形式进行巩固和强化,从而在未来进入美术史。本质上,这种个体的无意识自在,构成了对他者的无视,成为并不刻意抵抗却自然变成一个规则的破坏者,对观看和观看获得的抵抗者。他游离于系统和对世界单一认识的视野之外,他更像是一个游击者,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或是无政府游牧者,始终按照个体的秩序保持对外沟通和移动的人。
在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在何处存在。艺术也不再是不证自明,我们不再肯定什么不是艺术。但,今天的艺术很难重复或成为艺术史中伟大的、扣人心弦的经典瞬间,艺术早已从崇高的神坛中走出。但艺术的终结,使得我们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走向艺术之外的生活和世界。艺术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借口,可以挑战禁忌的名义,最终只是为了开启人存在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它除了留下一些可被展示的视觉之物外,更应该开启一种人的方式: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无视身后与背影的人。
他显得有些玩世不恭,一个在全球化、后现代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城市中的“潮人”或是“酷儿”。周轶伦会使用各种工具和方式,也会对许多全新的事物保持最大的好奇,并试图成为其中的专业“玩家”。但这种“玩”对于周轶伦而言必须是自己的方式,他始终将这些视为一种乐趣或是自我挑战的极限运动,周轶伦更愿意通过作品,向人们宣告他在生活中对待艺术的个人的立场和态度,或是他的自由和轻佻的回应。
描述艺术家的本意,原本就是一种危险。甚至极端地说,瞧那个局外人,他根本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行为所论断的价值和意义,他只在意他自身的那种方式是否自由,他的生活是否如其所需,有着无穷尽的乐趣和挑战。
2014年8月13日
周轶伦《收纳盒》1 综合材料 11cm×21cm×37cm 2015年
周轶伦《收纳盒》2 综合材料 21cm×35cm×45cm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