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江衡艺术的意义
Bloom and Fading of Flowers—Significance of Jiang Heng’ s Art
文：冀少峰 TEXT: Ji Shaofeng
无论是从代际思考，还是从风格、思潮、样式出发，江衡都是处于一种永远在场，从不缺席的状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江衡是70后艺术家的重要代表，亦是风靡20世纪90年代中期卡通一代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江衡以自我差异化的视觉探求和清醒的文化思考及弥漫着鲜活的时代文化印记的精神诉求，形成了自我的视觉叙事逻辑和话语谱系。江衡以自我真诚而又真情的视觉描述和富有激情的洞察性表达，亦揭示了在传媒时代成长，在反叛和商业的双重压迫下的一代人的生存处境和文化立场。透过江衡极富个性化的视觉讲述，也让阅读者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价值观念和文化关怀的变化，在江衡裹挟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密码的图像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江衡持续不间断的视觉追问中，亦不难发现，无论是其视觉语符的变幻多么频繁，但在视觉图像背后自始至终透露着江衡式的内观和思考。这也是他在2008年《来自露丝·汉德勒的礼物》中所着意强调的：“它源自我创作经验及人生的体验，同时也是我个人思想相对深刻化的产物……不是为了表明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是想表达：中国当下社会，汲取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表皮，中国社会的传统面目仍然很严重，这导致中国人精神上是传统的，而物质欲望上是西方化的。这在我看来当然是一种割裂感，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完全可以把西方文化融合进来，传统中国的、当代中国的、西方的文化完全可以融为一体，而不是‘割裂’。”
由此，让我们清醒地窥探到了江衡的视觉表达行迹和思考轨迹间的密切关联。而从江衡的一次次视觉图像转向来看，来自三个方面的质素又构成了江衡视觉表达的特质，即：1.叛逆的师承；2.都市书写；3.自我经验与个人化表达。
一、叛逆的师承
艺术史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解码，是基于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即风格、样式、交游、师承，而师承亦在艺术史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理，当我们试图解析隐藏于江衡那些扑朔迷离视觉密码背后的精神内涵时，对其师承的追根溯源，无疑将会给我们提供一把打开江衡精神图像密码的钥匙。
江衡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授业的师辈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且以从湖北游走到广州的湖北籍艺术家为主。他们携85文化批判精神，将当代艺术的追问意识及对社会的敏感体验，及个性化的视觉经验带入教学中，他们的教学理念是和艺术界的前沿状态相一致的，他们亦较早地将装置、影像等非绘画因素和传统教学相融合，从而使江衡不仅能够经常沐浴在教学理念优先的一个氛围，也为他以后尝试多元路径的表达奠定了基础。由此不难理解，当江衡从平面艺术走向立体和装置，从二维走向三维，从静态走向动态时，其实，大学本科阶段的学术视野给了其一个良好的开端，使他较同辈人较早就形成了开阔的学术胸襟和自由、轻松的文化关怀和善于思索、勤于思索所带来的独立的文化立场。那么，江衡的师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抑或说他们在艺术上的倾向又是如何浸淫着江衡的呢？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无疑是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主体力量。北岛和李陀在《今天》杂志“70年代专号”的编者按中，着重说明了这代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我们这里说的一代人，是比较具体，主要是指在70年代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代人，这代人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的特殊性造就了很特殊的一个青少年群体，而正是这一群体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这代人的命运，他们的经历，抑或说他们的视觉讲述中无疑是和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他们的视觉景象背后，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化，这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是和新中国历史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的一代人。当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化印记时，这亦构建起了这代人的主体意识和视觉叙事背景，但这种主体意识显然弥漫着一种控制和规训色彩。他们不自觉间亦把个体生命绑在国家、民族、社会和理想的战车上，总是幻想要拯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亚非拉劳苦大众。这导致这代人的视觉表达不仅有着强烈的政治性，更弥漫着浓烈的文化批判色彩。他们习惯将个人的视觉经验和历史记忆相杂糅，苦难和悲情意识构成其视觉主调。社会主义经验的叙事成为其主要视觉表达方式，他们既对历史重新思考反思，亦能深刻地切入社会现实，在再现历史的同时，亦再现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方式，集体主义经验和个人经验的相交织所组成的多重历史语境，亦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回应了中国当下的变化。但我们从江衡的视觉图像世界中却丝毫找寻不到师辈的踪迹，无论是早期《被解构的卡通美少女》，抑或说是《蝴蝶》《花开花落》《风生水声》……从中我们可窥见到江衡从其师辈中的变化：即从集体主义经验向个性化表达的转变，从宏大叙事的激情向强调微观体验的变化。宏大叙事的挣脱，个人话语的崇尚，个体感受的张扬，使江衡轻而易举从其师辈的苦闷与悲情意识情怀中轻松地逃逸出来，并将师辈们的沉重与压抑变成了江衡70后一代的轻松与戏拟。这种轻虽然鲜有苦难和历史沧桑感，但他在以后的艺术求索中，不得不去回应或者面对“资本一统天下”后的“你别无选择”的现实情景，江衡告别了校园的清新和青涩，在反叛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下，被裹挟进市场与经济的大潮中，并充分表达着、感受着这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并以一种个人化的表达和自由的声音开始了自我艺术世界的建构。
二、都市书写
江衡的视觉图像症候还带有强烈的都市书写气质。这也和江衡的生存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求学生活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有着花城美誉的广州，而广州又毗邻深圳、香港，可以说最先品尝到改革开放成果的也是这些地区。毋庸讳言，中国的大规模的都市化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这个时代恰好是江衡的青春成长期，激情、懵懂、敏感的天性和生理阶段，也使江衡能充分感受到都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变化，即观念形态的更新、图像时代的来临、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冲击，中国仿佛在一夜间就跨入了消费时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更有从乡镇向城市化、都市化的高歌猛进，当然，亦夹杂有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型，也导致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是以往的社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仅仅靠现成的知识储备和思想难以回答。艾略特就讲“世界即是如此地结束，不是砰地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而语地淡去。”这不仅使整个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江衡在内的个人生活方式也在激烈改变。面对巨变的社会，自我如何去适应或者寻找到自我的一条视觉表达路径，江衡敏锐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文化的气息，而都市文化的表征即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的流行。当江衡越来越置身于一个都市文化的环境时，都市文化的贪图轰动效应，追求新奇与刺激，使得江衡虽然脱离了师辈的政治虚假的时代，但又不可避免地步入到了充斥着商业虚假化的社会，各种生活幻境催促下急速变化的社会使置身其中的人被物化，消费被符号化，诚如鲍德里亚所言：“生产的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所取代”，而伴随消费主义流行的则是人们对财富、地位、幸福的渴望和诉求。而江衡的《花开花落》《花的另一个世界》《药丸里的风景》《玫瑰之爱》中，恰恰揭示出都市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必然意味着江衡的视觉经验和现实的视觉环境的改变。他不得不从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开发出自我的形式资源。在这些形式资源中，既包含着江衡不可替代的都市生活经验，一方面地域性为其都市书写提供了视觉母题，而江衡个人的生活经验也导致他的视觉表达不再是一般的形式表现，而是向着社会，或者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普遍问题而去。多重的《花开花落》叙事，呈现出当代生活的虚假繁荣表象和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同时也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而且质疑我们这个越来越媚俗，越来越肤浅的时代的道德规范。而《乱花渐欲迷人眼》《白蝴蝶》《璀璨的生命》《假如这也是彩虹》又满足了盛世乌托邦的浪漫诗意怀想，提供的是欲望的符号和梦想的编码。它集娱乐、幻想、抚慰于一体，但物欲的繁盛代替不了人被物化后问题性丧失的危机，其实在其视觉图景背后，又隐含着庸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建构，强化着对资本为主、物质至上的价值心理认同。
三、自我经验和个性化表述。
贯穿江衡视觉叙事主线的除了早期的青春美少女、卡通芭比、蝴蝶，现在则更多用鲜花、药丸和骷髅等元素，如果前后图像放在一起来讨论辨析，不难发现，江衡在叙事上的策略性和强调上下文的联系，这也导致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理解，如果说花开意味着青春期的激情体验和情感宣泄，那么花落则实际上标志着告别青春期而进入一个别样的复杂的当代社会及各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困扰。这种自我经验是伴随着成长主题而来的，虽然江衡也曾以“拒绝成长的物欲偶像”为题举办个人展览，但不老的美少女显然不能无限地被重复，那么青春终将会远离而去，江衡从告别青春期的哀怨和玩世不恭激愤的情绪中走出，不厌其烦为我们带来的是《花开花落》的系列表达视觉图景，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视觉的轻松与愉悦，隐含其间的是让人感到有丝丝的幻灭感，即当我们无法对于已逝青春和这个无聊时代的无动于衷抱以任何期盼时，那么虚幻的现实、虚幻的梦自然会被击得粉碎。江衡透过《花开花落》以个人化方式凸现其对当代艺术和社会人生的思考，江衡再次抓住花开与花落去触摸体味现实社会的神经。当鲜花成为视觉符号时，他又能机智地将其转化成了可辨识性的个性化的视觉形象。
面对花开花落，面对骷髅，面对药丸里的美景，面对《红色窗帘后面溅起的浪花》……各种美好愿景会时时在你脑海中翻腾涌现。这些艳丽的色彩，耀眼的光芒令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了。它在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时，还会令你产生一种迷幻感及精神渴望。但在这些极尽花开繁荣景象背后，相反，江衡旨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耗费在这些所谓“美好的鲜花”上。正如花的繁盛，其深刻隐喻自然是这似乎又是一个危险结局，或者说会有一种期待中的惊心动魄的危险场景，而我们又时时刻刻生活于这种危险之中，人类被毁灭的危险或寓言有可能潜在性地预演。这就不难理解，鲜花、药丸、骷髅为什么让江衡迷恋和不间断地以之作为个性化表述的关键，而其带来的思考则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失望，经济的停滞和衰退，战争的灾难，环境的污染，生态的遭破坏这样一种生存焦虑，及所谓科技与生产力虽然不断创新却时时带来的又是一场虚幻期待和对未来的非常之迷茫，非常之痛苦，非常之失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也如他的《我是谁》和《生生息息》所传达出的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感悟，即浮华散去却落得大地白茫茫真干净之结局。艳丽的讲述中，平静的叙事中，涌动着的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焦虑等待。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来得悄无声息，它像一种暗流，流动着不安，随时都可能爆发。
如果说花开阶段的美少女是江衡早期个人思想表述与情感体验的结晶的话，那么花落阶段的骷髅则不仅在愉悦着你的感官，更暗含着在消费社会对时尚消费的供应与需求关系。当青春美少女不再为江衡个人观念所支撑时，江衡实际上扮演了文化工业生产者这么一个角色。由此江衡的创作也不再是他个人创作技艺的实现过程，而是机器生产线的机器操作与复制的流程。当美少女、芭比、花开花落已然沦为消费社会的“仿像”时，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那样：“仿象已然作为一个重要角色普遍渗入了当代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仿像并不模仿先在的现实，它实际上取代了现实。”当然，“花开花落”亦揭示出“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全世界将日益成为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人们的气魄尽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
而面对江衡的《花开花落》，你又能做出何种选择呢？其实你也无从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全体资本主义作为唯一模式，唯一出路，唯一可能，唯一代价，唯一选择的时代”（戴锦华）。
既然无所选择，那么花开之盛与花开之落只能是这样的结局或选择，“疯狂吧！在最美的年华里，青春是终将腐朽的，时间对谁都公平，谁都只有这几年新鲜！谁都输不起！”（《致青春·21章》）
2015年2月8日18:50于东湖三官殿
（发表于《美术文献》总第104期 2015年第6期）
江衡《独行者》 纸本水墨 120cm×90cm 2014年
江衡《蝴蝶》 布面油画 100cm×75cm 2014年
江衡《花蝴蝶》 纸本水墨 120cm×90cm 2014年
江衡《璀璨的生命》 布面油画 200cm×170cm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