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雅洛斯拉夫·安德：恶之花：路西法效应
THE FLOWER OF EVIL: THE LUCIFER EFFECT
文：雅洛斯拉夫·安德（捷克DOX当代美术馆馆长） 翻译：欧阳潇
TEXT: JAROSLAV ANDE(CURATOR OF DOX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IN CZECH)
TRANSLATED BY OUYANG XIAO
与邪恶相遇
在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死后发表的一篇对他的采访中，他提到暴力图像能够“撕破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伪装，以痛苦震撼观众，直指人心”。他还说：“人们一方面将感知拒之门外而同时又把感情禁锢于心。”除了个人意趣成分之外，暴力对莫里森的吸引同时在更深层面反映了一个现代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对暴力与邪恶的着迷。这种着迷在人们对希特勒的意象化构建中就可见一斑，二战之后，希特勒成为了20世纪邪恶的代名词，围绕希特勒生成的大量的文本与图像表明了他在现代集体意识中占据的显赫位置。
人们对邪恶与暴力的形象化投射在21世纪初从希特勒转向了“9.11事件”恐怖主义袭击。谷歌图书显示关于后者的出版物已经超过前者的一倍，“9.11事件”从本质上改变了全球意识，甚至可以说它正式拉开了21世纪的帷幕。我们甚至可以说，“9.11事件”是21世纪迟来的开始，1989是20世纪早熟的终结。作曲家卡尔梅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 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断为“9.11事件”承前启后的独特历史意义提供了佐证：“‘9.11事件’是寰宇中最为伟大的艺术创造。”
该论断虽然有失偏颇，且在普通人听来更是不知所谓；但它却揭示了暴力与邪恶在当代意象构成中占据的特殊地位与其对艺术家的强烈吸引。遵循该逻辑，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企图达成的是一个具有最大视觉冲击力的意象，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震撼现代世界的象征符号。虽然有些夸张，但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者瞄准的不仅是世贸大厦，而是在全然了解图像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对现代想象发出的全面进攻。
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政客与大众对“9.11事件”的反应正是其始作俑者所觊觎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何会在政客，大众媒体与某艺术家的引导下，让自己的世界被这种以世贸中心坍塌与后来一系列与反恐战争相关的暴力图像为途径维系自我的调动策略牵着鼻子走？换言之，该袭击与其引发的回应是如何让我们在艺术实践与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批判地思考关于暴力与邪恶的问题？
针对这些图像对当代思考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批判介入有哪些呢？有没有一种制衡这些始作俑者与他们的调动策略的另类图像学，能以有力的图像与象征构建一种积极的集体体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
本次展览的名称来自美国著名心理学菲利普·津巴度的同名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津巴度最为人熟知的研究课题当属“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该实验演示了特定的社会角色与境遇是如何对人类良知与慈悲心产生负面影响的。在过去的十年中，津巴度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研究对象也从负面心理特征向正面过渡，该过程被他称之为自己“从邪恶走向英雄主义的旅程”。
津巴度发现我们对人类心灵中各种破坏性元素的了解要远比诸如英雄主义等正面现象深刻得多。在他最新以英雄主义为课题的研究《英雄遐想计划》中，津巴度发现很多英雄行为都是由普通人完成的。对他来说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捷克共党政权统治下从事的各类活动都可被视为英雄遐想的范例。哈维尔是津巴度崇敬的英雄之一，前者在同胞的心中点燃了一场思想的革命，并最终导致了一个独裁政权的消亡。
历史是否会重演？
当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门事件的照片通过媒体传播开来的时候，很多熟悉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间隔33年，但在两地拍摄的照片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审判涉嫌虐俘的监狱看守奇普·弗莱德里克中士（Staff Sergeant Chip Frederick）的过程中，津巴度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虽然美国政府坚称卷入阿布格莱布丑闻中的士兵及军官属于少数害群之马，但津巴度教授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却帮他得出了全然相反的结论——即害马之群的问题。
“重现”（Re-enactment）这一近来越发受人关注的艺术类型让我们想起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一句名言“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从这一点出发，两位艺术家罗德·迪肯森（Rod Dickinson）和阿图尔·兹米耶斯基（Artur Żmijewski）对斯坦福实验与米尔格伦实验的重新演绎在今天来讲意义尤为重要。
在谈到上述两位艺术的重现作品时，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说道：“重现不是对某原作的临摹，而是某事件的另类版本或再版，重现揭开了遮在事物原创性或不可复制性上的面纱。”
变化中的历史语境让史实与重现游离在同一性与差异之间。 迪肯森与兹米耶斯基的作品在一个历史事件的重现中同时回应了“9.11事件”所带来的社会转型，这些转型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俘照片与和“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 这一表达方式中得到了象征性的体现。
图像能够将我们的体验整合成为具有自身逻辑的表述，这些表述不仅能影响我们的思考，还同时左右着我们的欲望与恐惧。美国理论家W.J.T.米奇尔（ W. J. T. Mitchell）在他的著作《图画想干啥》（2005）中就特别讨论了图像力量这一问题，列举并分析了包括世贸大厦在内的各种图像。 在米奇尔看来， 图像不仅仅是“表达意义的某种惰性事物，而是本身具有欲望、需要、欲求与驱力的鲜活存在。”米奇尔在自己的新书《克隆恐惧》（2011）中将该论点进一步拓展，记录并论述了从世贸中心的坍塌到阿布格莱布戴面罩的俘虏这一系列图像生成的发展轨迹，并将后者作为反恐战争的象征符号。
作为该书的结尾，米奇尔着重讨论了汉斯·哈克的作品《仰望星空》（Star Gazing ,2004)。 该作品是艺术家对阿布格莱布监狱戴面罩的俘虏这一意象的重新解读。一个男人的头部被带有美国国旗图案的头罩裹住，遮盖着的面容让我们想起了受迫害者的无名性——然而，就像米奇尔说的，该男人白色的皮肤与松弛的体态让我们觉得面罩也可能是他自己戴上去的。作品的不确定性捕捉到了一种刑官与受害者之间的镜像反射。米奇尔说：“仰望星空的那些美国人让自己被某种无知与理想主义、盲目与天真的混合所欺骗，拒绝弄清自己侵略并霸占伊拉克所带来的后果。”
权力导致腐败
当津巴度的女友心理学家克里斯汀·马斯拉赫（Christine Maslach）来到实验现场参观进展的时候，她看到狱卒将带着面罩的囚犯按在马桶上百般凌辱，立刻有一种反胃的感觉。 次日马斯拉赫与津巴度离开监狱，外出小聚，后者问她对整个实验的看法，她向津巴度描述了自己的反应，并记录到：“我想他本期望跟我展开一场关于实验的激烈学术讨论，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我的感情失去了控制，开始向他尖叫，大喊，‘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简直不可饶恕！’我们大吵了一架，并且我开始想：“天啊，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可能跟他有感情上的瓜葛？”多亏了马斯拉赫的介入，津巴度在第二天就结束了实验。他意识到实验负责人与狱长这一双重身份所带来的无上权力将他引向了腐败，就像狱卒这一角色同样腐蚀了实验志愿者一样。
权利腐败是众多社会思想家与艺术家反复探索的课题。顺理成章地，参加本次展览的很多艺术家都在作品中对此问题提供了经典阐述，如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 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 安东尼·蒙塔达斯（Antoni Muntadas）, 与已经提及的汉斯·哈克（Hans Haacke）。这一主题也同时反射在Bureau d’études，米尔格伦实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重演者罗德·迪肯森（Rod Dickinson) 与阿图尔·兹米耶斯基（Artur żmijewski）, 捷克艺术家马加德林那·耶特洛娃（Magadalena Jetelová)， 伯德保尔（Pode Bal）组合与米兰·柯兹卡（Milan Kozelka) 的作品中。
然而每个艺术家对于权利腐败的思考方式都是独特的。霍尔泽通过语言使观众在某不证自明的论断中同时面对相互矛盾的解读阐述，或将美国政府机要文件直接植入到她政治绘画当中。其它参展的艺术家们也在作品中运用了各种文献与数据，如专注于历史事件重演的迪肯森与兹米耶斯基。他们的创作异于以数据采集与核对为目的的纯粹科学实验，更像是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犯罪现场还原。这种还原强调叙事元素的表现并有某种象征性特质，让我们想起纪录电影中半记录半剧情的创作手法。
艺术家可以在不重构实验的情况下借用科学方法并参考其方法论。如从批判角度分析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数据的Bureau d’études小组在工作中就运用了社会地理学中的绘图法。法罗基与蒙塔达斯则通过审视电影与录像等权利与现代科技的共生物来揭示大众传媒是如何进一步传播权利的仪式与修辞的。他们的作品借鉴了福柯对于现代机构如何强迫个体服从社会常规的研究。
艺术家经常将来自不同领域与源头的母题与技巧融入到艺术实践当中。如伯德保尔组合的《秘密报告》就在讨论废物与回收这一母题的同时混合了调查性新闻报道，情报局报告与阴谋论的元素。在她内容丰富的装置作品《犯罪现场》中，马加德林那·耶特洛娃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象征性运用让她的作品有了刑事侦查的感觉。 用特制墨水印在作品上的人权条款只有在紫外线下才能看到，与在共产党执政阶段被审查的政治犯有关的警方报告与法庭记录在放大后被贴在了地板上，伴随着多张巨幅振动中的镜面铝箔——这些元素在不同层面象征性地反射了极权政策之残暴。
每人心中内在的善恶分化
对邪恶这个课题过于单一的专注也同时造成了艺术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瓶颈。这点在马斯拉赫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反应与实验本身包含的诸多伦理问题中可见一斑。津巴度通过审视实验对于研究对象的影响——尤其是对实验者本身的影响——意识到邪恶并非某种独立于我们内心的外部存在，本善与本恶本身难以相互渗透，而我们才是二者相争的战场。 他的实验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一个面对邪恶与暴力诱惑的机会，并鼓励我们向另一维度进发——即从邪恶向英雄主义的旅程。
津巴度说，路西法从不在事物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而是“在各种面具背后将自身的魔力隐匿”。在《路西法效应》中，津巴度强调邪恶总是从小事开始；日常生活中相互关联但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如恃强凌弱、散布谣言、作弊等等。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们如不能防微杜渐，那么小恶将终有一日吞没良知。 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沉默、消极与无动于衷都是邪恶滋生的土壤。
最近在阿拉伯国家针对腐败的民主政权而频繁发生的抗议与抵抗运动也从侧面证明了该共识正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此前欧洲马德里的“15M”抗议运动与反对“斯图加特21”（以下简称“S21”)拓展计划的示威活动都被纳入本次展览。
本次展览中包含了马德里“15M”运动的宣言，口号及海报等在运动组织者号召下创作的文献与图像资料。“S21”拓展计划和与之相应的抗议活动则构成了大型装置《如何不被如此统治的艺术》的主题。 在展览的筹备过程中， 我们与斯图加特沃特格堡艺术中心（Württembergische Kunstverein) 展开紧密合作，尽可能地再现了抗议过程中艺术家，建筑师与理论家们通力合作的成果。
两个运动都演示了艺术实践与市民参与之间的结合是如何通过针对负面现象的批判行为达到正面效果的。克利斯朵夫·沃蒂兹柯（Krzysztof Wodiczko）的蒂华纳（Tijuana）投影影像就是此类创作的代表。沃迪茨柯将他的创作方法称为“质问式设计”（Interrogative Design），并详细解释道：“质问式设计旨在回应那些本不应存在于文明社会的需要。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些需要是存在的，然后这绝不表明它们就是合理的。 因此，在设计对这些需要的回应时我们也需将其存在中的不合理性凸显出来。这些设计具有多个目标，首先它需要回应那些不应是燃眉之急的需要， 并以此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条件并继续生存下去。第二个目标是为那些没有这些需要的人们描述现状与当下境遇。通过普及对这些不应存在的需要的理论认知与感情接触，这些项目与设计旨在增强人们对诸般不合理需要的认识。”
如果像沃蒂兹柯这样的艺术家们代表着脱离主流模式控制的例外存在，那么在当今紧迫的状态中，我们就能期望他们的创作途径为那些同样对既定艺术生产模式感到不满的艺术家们提供启发。就像津巴度的《英雄遐想计划》超越了普通科学范畴，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在这里都重新定义了各自领域的精神特质，并为科学、艺术与公民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
本文发表于《美术文献》2012年第2期总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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