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第二回：榆林
一种在地转译和多重再生的艺术与人文实践
策展人：戴卓群
艺术家：蔡东东、陈文波、旦儿、焦兴涛、马云飞、琴嘎、史金淞、史晶、石心宁、石珩伯、宋永红、宋元元、王庆庆、武小川、徐若涛、徐小国、赵能智、庄辉
“文明”，做为一个指向多元开放视野的长期艺术实践构想，原旨在于从文化创造环节介入，邀请艺术家们进入浓缩了中国现实的基层城市单元，通过田野考察和走访的工作方法，立足各自视角展开艺术创作与演绎，进行最具问题针对性的地域历史、社会、民俗风物等同步考察，为艺术项目提供更深入的思想资源，为理解今日复杂的生活和现实提供一个多元化、跨学科的广阔而开放的知识图景。
“文明”是一种在地转译和多重再生的艺术与人文实践，从每一个基层城市单位展开，由点带面，以极为具体和针对性的场域，启示新的价值共识和知识创造可能。探讨全球化语境中真实的地域艺术文化现场，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何以接地气，艺术介入社会具体幽僻的范畴，以真切实在的现场激活空洞苍白的观念空间，多元面向的创作实践和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从历史、传统、现实中映照当下，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系列艺术文化计划。
“榆林”是“文明”艺术计划的第二回实践，二零一三年八月间，“文明”计划的发起人、策展人戴卓群邀请十八位（组）艺术家前往陕西最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地区，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艺术田野考察行动。一年之后，艺术家们立足各自立场和角度完成的创作成果将在OCAT当代艺术中心西安馆集中呈现。为了使此次计划实现更为多元的面貌和个体化视角，策展人从对艺术家的邀请到创作与展览的呈现都做了十分细致和不同面向差异化的考量，受邀请的艺术家们最终则通过油画、装置、水彩、雕塑、水墨、综合绘画、实验电影、观念摄影、纪录片等诸多媒介进行表达和演绎。
关于榆林：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在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南缘的交界处，也是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能源矿产资源富集一地，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
历史上的榆林以黄土高原、窑洞、贫穷、落后著称，今天的榆林却因资源丰富、发展迅速闻名，一跃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热土。
榆林建城历史已有数千载，2000年前最早的地方郡治和县治城池，在榆林的鱼河镇和榆林的古城滩村。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榆林市的部分地方（神木、府谷等地）在雍翟族境内，周代为雍州白翟的一部分，战国时为秦国上郡地。留存至今的长城镇北台、匈奴都城统万城、摩崖石刻红石峡，都在历史的风尘中诉说着“煤都”的前世今生……
策展手记
戴卓群 / 文
直到我们成行的时候，却已是过去式。做《文明》计划的想法，原是早在付诸行动两三年之前的事，待蹉跎到动身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了最初构划时的热情和振奋，也无心再赋予其若干雄心勃勃的概念和意义。就照自然的样子，信马由缰，自由而不加限制，我们来到一块坚实的土地，是那样具体而温存。
小城
来到榆林，属机缘巧合，并非刻意选择的结果，如同《文明》计划第一回在“林虑”的行旅，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现实条件成熟了，我们就出发，去哪里并不重要，我不想强调特殊性，这样的过程，正中我下怀。
但我也曾有一些依稀的景愿，似是往日的初心。我将目的地指向了中国内地最基层的小城市，榆林就是最鲜活的样板。至于个中的缘由，在我最初的构想中确有一些模糊的意图，当下艺术的行为模式令我感到了一种日益单调和贫乏的限制性，艺术家的工作方式越发类似于现代企业的职员，生活在千城一面的中心城市，从稳定的生活空间到封闭的工作室空间，日复一日，因循往复……我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有效的生活和开放的现实，我决定向别处去。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一度对艺术介入社会的诸多实践乃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参与的乡村建设行动产生兴趣，并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调研，在一次次冷静的思考之后，所有那些一度令人振奋的社会实验的狂妄构想均一一熄灭了。艺术家首先要救度自己，解决内部的问题，也只能将艺术实践本身做为行为主体。打通这一点以后，我如释重负，开始变得轻松而惬意，当我们从过度扁平和同质化的超级都市短暂逃逸，却没有一个做为乌托邦的隐秘桃花源可以放归，那样的物象早已一去不返。最后，我终于锁定了将最基层的小城市做为目的地，这是一个混杂地带，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却又非城非乡，在萧条和破败的老旧面目背后，所有奔向现代生活的慷慨悲歌在此上演，粗暴的城市化，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的急速恶化都是当下中国现实的绝佳缩影，而这亦将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幽僻之地。
他者的现实
当我们在谈论现实的时候，我对自己惯常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自我现实和他者现实，貌似仅只是主体与客体的简单关系，但在更隐秘的层面上，与他者（the Other）相对的是此者（the One）。若此者没有树立相对照的他者，根本不可能成为此者。这就如小城镇的“本地人”是相对于外来的“陌生人”而言的，后者往往被认为是无关且多余的。
黑格尔有关他者的诠释可使问题一目了然：“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这正是在意识本身当中发现的对其他所有意识的疏离。属于他者范围的这些“陌生人”、“外来人”、“局外人”，往往能够对于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产生更深切的感受，并往往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提出新的洞见，而做为“此者”却因为对自身本土文化太熟悉、太习以为常而司空麻木。
闯入他者的现实，给予我们这些局外人无限遐想。
行旅
行旅，不仅仅意味着诗意和远方，更是中国艺术史上文人艺术家们以自我关照自然的重要行为方式。
比起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察来说，我们的《文明》则确是彻彻底底的行旅无疑了，七天一个周期的行程被安排满满却又有点信天游的意思，没有头绪也没有目的地。带着对这块陌生土地的向往，艺术家们穿越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以榆林市为中心，行迹踏遍横山、靖边、佳县、清涧、神木、米脂等陕北高原四乡八县，既凭吊了古上郡历尽劫波后的历史人文古迹，红石峡摩崖石刻、长城镇北台、易马城、建安堡、高家堡等，亦凭临匈奴王赫连勃勃大夏国的统万城回望金戈铁马，烽火狼烟；在年产能50万吨级的牛家梁常乐堡三台界煤矿，我们深入采探作业现场，感受了黄土高原地底黑金翻涌的震颤与轰鸣；更多的时候，我们流连市井瓦肆，在榆林老城，在佳县街头，生活清风拂面亦浊浪滔天。
就行旅本身来讲，我也尽可能地摒弃掉先入为主的成见，希望呈现无限制性且无分别心的去主题化和目的性的态度，偶然和随机成为催生可能性和意外的天然媒介。
当下何为
可以说，“文明”显然是个堂皇的借口，不可言说又难于界定，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模糊性为全新语境的提供带来无限开放的可能。
当下何为？这是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课题。无论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去向何方，重要的是此时此地，我们将要做些什么。
这群生活在繁华都会的当代艺术家们，做为他者的局外人和短暂的闯入者，我们的身影在榆林的土地上不会留下丝毫踪迹，如昙花一现，如烟云散。榆林和毛乌素的沙漠，具体而真切地成为了我们的语境提供者，这是一种疏离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崭新情境。不管是它的历史也好，现实也罢，在我们的视野中都是一样的新鲜且陌生，而这提供了思维转化和知识再生的创作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