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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传说不是人间的爱恨情仇：

写给邓洧

郑闻

中国当代绘画在经历了世纪之交的“伤痕”或者“玩世”以后，要以怎样的面孔去面对一个更加崭新的未来？如果说’85新潮以来“玩世现实主义”中那些玩世不恭的大笑，背后的动力来自于个体对集体时代的反抗与宣泄，那么近十年以来的绘画则承载了更加个体化的情感表达。而滥觞于1978年由策展人Marcia Tucker提出的“坏画”（”Bad” Painting）这一概念，近年逐渐发展成中国当代绘画的潮流之一。宽泛意义上“坏画”概念和程式的出现，一方面貌似成就和丰富了个体表达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很多具体作品却禁不起仔细推敲，一不小心就滑进了表象化和空洞化的潮流中。

怎么样才能给当下的绘画注入时代的活力、地域的特征、集体的记忆与动人的力量？情绪、构成、色彩、笔触、痕迹、空间，这些已经在艺术世界存在千年的基础语言，在媒介爆炸的艺术时代，会收缩为越来越小的孤岛还是渗透到更大的疆域？邓洧近年的新作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更为辽阔的绘画天地，以及有关现实和内心、神话与传说、潜意识与无意识、艺术和欲望等无限自由的遐想。

从求学履历来看，邓洧具有标准学院派的特征，他在中国最为重要和著名的几所艺术学院之间求学和工作，师从的也都是学院派乃至中国写实绘画领域的著名艺术家。从他早年一系列具像人物绘画中，可见其绘画功底的扎实与绘画感觉的敏锐。无论是单个人物结构面貌的塑造，人物面貌神态的捕捉，还是组画人物群体的空间布局，他处理与掌控画面的能力极佳。在这些具像作品中，还有一个不易发觉的特点，就是他用笔的节奏与状态，那些看似轻快实则准确的概括性笔触与涂抹，构成了人物形象独特的形体感，更代表了他绘画的一种特别气质。这种在“不温不火”与“策马扬鞭”之间转换自如的状态，是一个好画家把握“火候”的能力，更透露出绘画者对从事这件工作本身的热情与享受。

本次展出的作品，代表了他向更加未知的绘画领域与内心世界的一次“绘画探险”。他暂时抛开了对现实社会场景与具体人物形象的描绘，走向更加内心化和主观化的绘画内容。在4月初的武汉我看到这批绘画，糅杂着恍若隔世的风景名胜、尴尬无语的错位景观、改头换面的文化符号、若隐时现的文人趣味、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等。观者在啼笑皆非和哑然失笑之余，体会到作品的耐人寻味。邓洧用这几年的持续创作，实现了个人绘画生涯的阶段性转折。他暂时告别以现实人物为描摹对象的“现实主义”视角，却更加接近了艺术家的精神现实与内心现实。这批绘画是他聪明但不失反思的自问自答，是他与现实之间充斥着小小辛辣味道的“调侃”和“调情”。而对于他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来说，则是“调皮”但真诚的持续对话。

我们看到被故意篡改的《白蛇传》或者《景阳岗》，看到了原本“可居可游”的小桥、宝塔、屋舍、奇石之间爆炸的蓝色火光，黑色背景中被红线牵连却心不在焉的喜鹊，无人问津的石头阵列堆叠而成的洞天，在山水景观中描绘一轮小小红日或者无尽虚空的“高士”等等。从西天到中土，从交配的狗到盛夏的果实，没有一个传说不是人间的爱恨情仇，没有一个场景不是世间的颠三倒四。邓洧甚至也画了《西游记》这样被反复处理的题材，但是他的新意在于——抽离出角色面孔与道具的特征局部，无论是白龙马的脸蛋还是猪八戒的钉耙，形成兼具诡异与诙谐的特写。这种异化对象的处理手法，如同一部黑色幽默戏剧的无声表演。比如那幅穿越画面对角线的金箍棒，在黑色背景的挤压中变得脆弱而细长，抽离了具体使用场景和实战功用的“神器”，就如同男性自大而孤独的阳具，放射出虽然耀眼却无比失落的光芒。

而石头，那些愚笨的石头，那些用线条直接勾勒或反复涂抹出来的石块，占据的不只是画面空间，还是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甚至集体规训所留下的记忆残像。石头在邓洧这批作品中具有巧妙的历史象征性，无论是作为摩崖石刻还是掌中玩物，石头一方面是中国旧式文人墨客顶礼膜拜的情感寄托，一方面又是权力昭告和宣谕教化的物质载体。邓洧的《迎客葱》却把一颗如同兰花般舒展优雅的大葱栽到了石头上，原本“松柏精神”的清高造作与精神意淫被滑稽地置换，留下的不过是灶头案板做菜妇人们手中，一根用以吊起胃口的日常调味品。而砸断白蛇尾巴的那块石头，直接扮演了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伪善道德的蛮荒力量。这些石头也正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某种外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同时作为习俗/制度/限制/道德的象征物，也可以想象它作为绘画领域本身的某种局限与道统。但是，石头中间留出的盗洞，提示了《桃花源》的意象，也以集体无意识中的惊鸿一瞥出现在他的画面中，这终究代表了一个好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要求和想象——一种想要从藩篱中逃之夭夭的狡黠，一种面对迂腐束缚的脚底抹油，一种与这个卑劣世界继续调情喧闹的人间之爱，一种出入自由的勇气与追求。

去年的一次活动中，吕澎先生问我怎么看待当下所谓“坏画”热潮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问题不在于“坏画”的“坏”，而是很多从事这类型创作的人和作品真的还不够“坏”。广义上的“坏画”，在’89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反思社会政治的宏大叙事过后，作为一种无论从样式上还是理念上都想要突破的创作方式，吸引了非常多的创作者加入其中。不过正如任何一种被模仿和跟风的运动一样，中国当代绘画中的“坏画”趋势本质上缺乏的，是发现内心世界与周遭境遇最根本荒诞之处的能力，并针对这荒诞本身作出的激情、反应、智慧。当下的绘画不但要意识到消费社会中当代人的荒诞处境，也要意识到绘画本身在艺术经济结构中的某种荒诞之处。如果在表达的时候，还可以用满满的天真无邪和悠扬轻快的口哨去赞颂描述这既存的愚蠢，用坦诚去反射虚伪，用快乐去给可笑配乐，像皇帝新装里的孩子一样围绕着一丝不挂的皇帝载歌载舞，那才是一个艺人最高明和可爱的地方。邓洧笔下那一地缤纷多彩的水果，就像第一口事后烟般通透明亮。然而仔细看去，才发现那些破裂果实所描述的，不过是街边小贩被城管一脚踢翻后，内心无尽的悲伤。

绘画在今天依旧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把一张画画“好”或者画“坏”，而是通过画画这件事自然流露画家本身的人格图像。在我看来，弗朗西斯•毕卡比亚的绘画，比很多著名画家更加可爱的，正是他在绘画这一行动中所展示的语言和修辞。一个小丑身心合一的即兴发挥，比著名演员矫揉造作的排演伟大一万倍。艺术的力量，不在于对可见之物的拙劣模仿，不在于用大笑去表示喜悦，用大哭去展示悲伤——用小津安二郎的话说，这样的演员就是动物园里的猴子。背道而驰往往成就了人的情感表达和艺术张力。邓洧的部分创作，类似《大话西游》中周星驰的表演，用荒诞和嬉笑表达了深深不安与忧心忡忡。就像那块石头边缘，隐隐藏了一半的“爱”字，无论如何，却说也说不出口。

2018年4月18日于金陵

让伤痛照亮我们 ——读邓洧的画

冀少峰

对于邓洧而言，画布就是他记忆的场所，也是他奔放激情、放飞梦想、释放思考、追寻自由与希望的慰藉之地，他试图用艺术来完成自我的救赎，进而希冀用艺术来为社会疗伤，为文化救赎。

透过邓洧的视觉图像世界，也让阅读者看到了他在画布上的挣扎与痛苦。虽然邓洧展示的视觉图景并不是阅读者情愿看到的那种“美”的画面，但绝对是阅读者们应该看到的一种真实。无聊的青年、卖春的女孩、被城管打落满地蔬菜的老头老太太的孤独与无助，暴力拆迁后的愤怒……及诸多庸俗的病态的社会反映。邓洧以一种直观的视觉讲述，清晰地呈现出了社会在文明变迁、文明转型及文明过渡中的急剧变化。转型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转型之痛，更带来的是社会深层结构的转型之痛，而这种痛不仅仅带来的是痛苦、焦虑和伤害，更带来的是一种激愤、奋起和良知及良心的觉醒。这种来自底层边缘社会的思考之痛，恰恰又构成了照亮我们前行的一种力量。由此不难发现，邓洧的视觉叙事带有强烈的底层文化关怀，对于刚刚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邓洧而言，进入社会扑面而来的必定是一种边缘的社会人身份，社会关系简单，思考也不会复杂。之前在象牙塔的安静、优雅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生活的困境，生存的艰难及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眼神及冷漠的生存氛围，及整个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幸福感的缺失、焦虑的生存现实、焦虑的生存体验，不可避免地给初入社会的邓洧上了一场生动的课。他看不见文明却看到了暴力，看不见和善却看到了社会底层人的无奈与孤寂，看不见充实却感到孤寂的茫然。“看不见……，又看得见的”充满着二律背反的交织与庞杂，导致邓洧的思考亦充满着视觉表达的混杂性与多样性。特别是充斥其视觉图像间的叛逆情绪，也使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无尽的“坏画”倾向。他脱离了学院的酷炫和迷人的、令人激赏的技巧，却以一种来自边缘人群的底层抗击和世俗与现实叫板。尽管邓洧的抗争充斥着语言的丰富性与语义的混杂性与多元性，但来自底层社会和边缘社会群体中的邓洧，无疑又显得是那么的自信与珍贵。由于透彻地了解生存处境，才会用视觉武器来思考，来交流，来和社会对话。他希冀用视觉图像中的暴力来反抗社会中的暴力；用视觉图像中的谎言希冀建构一个充实的生存实境；用视觉图像中的庸俗反映去重塑一个至真、至纯、至美、至崇高的反映；用视觉图像中的种种不靠谱、无底线希冀迎来的是新的社会秩序、结构的重建。邓洧以自我的真诚与真情的视觉表达，让阅读者看到了一个看似浅薄的文艺青年内心深处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激情表达。

人们印象中的邓洧这代人，是在神性的力量及其光环已经消褪的时代来临。他们不是那个大写的集体主义的人，而是各种小写字体，小字号的人。对于邓洧而言，他的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师出名门，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有着坚实的造型能力，但他坚定地认为生活永远高于艺术。他不希冀什么宏大理想，向往现实、追求实际、如果邓洧真这么走下去的话，也许会有另一番视觉图景，但看似是追求现实与实际，努力实现“小我”的那个现实主义者，却把自我凝视的目光聚焦在“城乡结合部”，这个既敏感又极端脆弱，极易被忽略的地方。因为邓洧本人就长期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就是他的生存体验与生存经验。城乡结合部的贫穷、落后、暴力、死亡的悲剧重演，也使这个地带不仅仅是一个灰色地带，而更是一个逐渐走向痛苦深渊的地方。这个痛苦的深渊我们对它视而不见，但绝对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真实，它们是我们需要用无数次面对的真实遭遇。当我们有勇气去直面这些贫困、绝望、恐惧、无聊、空虚、迷茫、甚或说是死之时，我们才真正发现闪耀于这些苦难意识中邓洧那少有的、不易觉察的、在其略显荒诞的表象中却又深深隐藏的那种坚韧、怜悯、不屈和希望。

他有幅作品的题目是《我很棒》（40×50cm.2016）其实彰显的是邓洧的一种生活哲学，一种文化态度，更透露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善意。生活中的邓洧又是一位很有趣味的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勇气。他以“我很棒”来凸显自我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一种抗争、一种自尊与自强、一种救赎与疗伤。他通过“我很棒”来消解日常烦庸的困扰及表露出自我内心深处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体验的背后又是埋藏在人性深处的良心与良知。

因为有伤痛，所以让我们去反思，并不断拥有良心和良知，这才正是照亮我们的那个伤痛。作为生命个体的邓洧唯有回到画布，他才可以才情尽显。他用充满着激愤泪滴的画布去燃烧压抑已久的激情，去控诉丧失人性的暴力与野蛮。他希冀建构的是一种美好愿景，但现实带给他的却是“荒言”、“乱石”和“废园”以及在资本纵容下的强权和道德无底线行为。记得北岛曾言“那时代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上一代人缘何和邓洧这代人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体验？但不管怎样，在邓洧的图像世界中传达出的是不逊色于上代人的坚强，而其不厌其烦营构的那种幻境又凸显了邓洧所追求的从物欲解放下来的心灵自由。因为他始终坚信，有梦就会有希望。

从邓洧的视觉追问中，阅读者由此看到了：在未来能真实书写自己人生的将是年轻的精英，而我们却对他们毫不知情。

2016年7月26日下午17点30分

于东湖三官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