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置的独白——谈刘庆和的艺术创作
冀枞

不同城市的文化制度、不同院校的教学风格、不同系别的求学实践经历造就刘庆和对于视觉创作、个体思维表达的多向度思索。纵观其多年的创作实践，无论是《妈妈》（2014）、《1953》（2014）、《大娘》（2014），还是此次“浊水：刘庆和个展”所展出的《写生》（2019）、《有刺》（2021）、《委员》（2019）等作品，能明显感知到一种由社会飞速进程所造就的瞬时回忆，均被刘庆和巧妙地定格在多元视觉表达内部。至此所基于的时代记忆，便被其灌注在传统符号的景观创新实践中，通过多元阐述，建构多维联系。不难发觉一种根植于其骨子里的，基于传统所造就的“创造性转换”和 “孤独的独白”被其毫无违和感地融进充满记忆感、具备切身性的个体视觉表达的景观符号内。

对于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刘庆和来说，他经历过大时代的巨变，一种对于“动荡中生存”的切身感让其具有很深刻的记忆，“活着”似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主题与集体需求。尤其是在二十世纪70至80年代这十年间，作为独立个体的刘庆和在这十年间清醒地成长。对于中国整体社会状况以及对于不同个体的生存现状都是跌宕起伏且敏感不安的。群体对于现实的警觉、个体对于“物”的占有欲，无时无刻向外满溢着值得探索和深究的、由现实与假象所构筑的“生命多维关系网”。而在天津沈庄子——由50间房屋所构造的“刘家高台阶”宅院，一个由于地理位置而被默认是“门脸”的家，构成了刘庆和在“没吃没喝”、每年过年会被最有范儿的大娘分“毛票”年代的重要根基回忆。记忆的力量在他的艺术探索之路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就像是在胡同内部显得格外突出的家，似乎是刘庆和水墨实践中的“独白”开端。拉开厚重铁门的巨大响声、从尖锐到被磨平棱角的石狮子雕像、来往行人与进进出出的家人、石头台阶上的自身静坐……等儿时记忆促使他的水墨独白不断化身为个体独特的“孤独”。同时，刘庆和亦经历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制度进步的新时期、经历过“南方谈话”所造就的特色文化探索价值，当具备生机与活力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社会制度革新式前进时，刘庆和形成了在视觉表达中不断思考、不断探索新的未知景观的创作习惯。

此次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所举办的“浊水：刘庆和个展”所展陈的作品主要聚焦在刘庆和近两年的创作。一种流动的时间、纯粹的记忆、相互叠映的文化现实和具备综合性的生存悖论，被其以质朴的方式呈现。以自我为视觉出发点创造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了刘庆和自身对文化、生命、存在、感知的思辨领域。当平庸的生活与叛逆的灵魂相互移置、当个体的独白与物质表象巧妙交叠，新生的时间元素与记忆习惯便被刘庆和重新定义。一种原本是被动接受性的文化记忆，在此刻的展场景观内部，逐步转换成一种基于静观印象的 “主动创新式延续”。比如此次展出的作品《写生》（2019），由青铜所铸造的人物雕塑隐藏在纸本水墨的帘子背后。初看作品很容易忽略掉两者间的关联性，但当观者看到展签后，才能有意识的将雕塑与帘子合二为一。这种前景、后景混搭的新奇组合，不仅使观者在观展过程中被引发了新的观摩创造力，还贯彻了刘庆和在创作与日常生活中不断回望的生存现实。日日时事造就的事物隔断与记忆碎片的真实被其通过不同性质的视觉实践自问、自感、自答。

透过刘庆和的个体表达不难发觉，在全球文化多元与多样的当下，不同的大众媒介体系所形成的现实诱惑使群体在具备视觉自由感的同时，亦具备着一种对于符号景观的“自然拜物”心态。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不仅使人们对于信息处理的速率增快，也让人们在愉悦与美感的背后被附加了厚重的都市孤独感。在仿若闹市般的都市社会里，这种“恰如其分”却又有些“不合时宜”的焦虑、以及对于现代性的隐忧，均被刘庆和透过不同的人物姿态、物质不同的流动形态展现。他这种对于现实的深刻共鸣，消解了艺术与信息拥挤、文化繁盛当下形成的世俗体系彼此间的边界。

“浊水：刘庆和个展”不仅展陈了近两年刘庆和对于现实和自身的探索与考究，更多的是将一种“都市孤独感”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移置为实体可感的符号景观呈现在观者面前。在刘庆和的记忆中，他的父亲时常与他自问同样的问题：“把这样一个时代翻腾过来，我们能得到什么”？纵观其近几年的视觉表达，也许这种对于文化内在逻辑和自身创作欲望的策略性激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能够回答部分他记忆中的自问——能得到一种对于时代和自我本真的探讨、对于现实的质朴探索、对于个体身体的深层次解构，以及一种在混沌都市文化现实内部的独特审美内核、一种不易察觉却难被遮掩的灵魂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