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震推介词

推介人：陆蕾平

2005年8月，徐震及其队友登上海拔8848.13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并按徐震的高度1.86米把珠峰锯下一块运下山。

2005年9月，徐震携这块与其同高的珠峰峰顶以及所有锯山峰的相关录像、照片、文献、工具设备资料前往日本横滨三联展参展。

2005年10月9号，中国国家测绘局发布珠峰新高度为8844.43米。

2006年3月，上海香格纳画廊H空间举办徐震个展“8848-1.86”。

这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新闻发布，使得徐震的“锯山事件”一次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那么珠峰真的是被徐震锯短的吗？

“8848-1.86”的展览现场，证据详尽充分，很多观众信以为真：有人评价这种行为“太疯狂”，有人质疑该行动的合法性，甚至还有人给南方周末热线打电话，投诉该行动不利于环境保护。当然，大部分观众都心知肚明，当代艺术类似的PS（PHOTOSHOP）行为比比皆是，人们可能不相信这是个事实，就像人们从来不去怀疑“8848”是不是个事实一样。但这种相信和怀疑的关系，可能只是徐震精心营造的烟雾弹。他在这出迷局中，与其说是把世界之巅的高度当做一种信心来挑战，还不如说他只是希望通过嫁接众所周知的公共认识与匪夷所思的个人妄为，来搭建一个开放平台，让艺术与玩笑、虚构与事实、权威与个人、甚至犯罪与合法等概念、界限在碰撞中，渐渐从“清晰”变为“模糊”。《8848-1.86》无意于去阐释某些艰难的哲理，也谈不上什么发人深思的警示；同样地，它亦不那么容易被定义或诠释。这样
这样的“搅局，貌似企图颠覆和扰乱人们对社会、历史价值观的已有判断经验，但谁又能知道，所谓针对社会现状与公共认识是否也只是其艺术挑衅的手段之一？

徐震的反骨，是与生俱来的。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所谓崇高、理想、经典筑成的象牙塔，统统在嬉笑怒骂的恶作剧中、在那你敢想而不敢为的“邪恶”想法中砰然倒塌。他扬言“通常我们的作品都要与真理或道德无关，他们都有点像利用艺术来捣乱的恶作剧，而当时我们在做这作品的状态中，在就像一个流氓去找碴。”他继而宣称“流氓皆有态度！流氓主义亦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着对生活的态度。

彼时的徐震，年少轻狂、身体、性与力，对他来说，是挥之不去的欲望与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叛逆禀赋。他迷恋种种 刺激生理的反应，亦敢于直面人类道德承受的底线。正因为此，早期的徐震作品常被贴以“身体的阀限”、“青春酷艺术”之类的标签。无可否认的是，徐震的确从身体、性与暴力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契机与冲动。然而，他并不是性与力的虔诚叙述者或迷狂享受者。看这个顽童所做的：男人流出女性的月经（《有颜色的困难》，摄影，2000）；将女人体的三角区做成促销三角旗帜挂满展厅（《只有毛事黑的》，印刷品，2001）；把女性卫生棉条放成巨大型，做成不倒翁，让观众推着玩（《大棉条》，装置，2002）；男歌星巡回表演叫床（《巡回演出》，录像，2000）。而录像《彩虹》（1998）和《喊》（1998），看似与“暴力”沾边，其实焦点均集中在暴力施与时所引起的瞬间刺激反应。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作品中的恶作剧游戏成分，徐震的立场倒是像一个身体、性与暴力的研究者、解剖者和颠覆者。而同时，关于身体、性与暴力题材中赤裸裸的刺激感与诱惑力，同样也引发了徐震在作品创造中更偏向于追求那种“令人无法摆脱”的感觉。

真正主动意识到将自己的作品与观众在现场空间产生互动，是徐震从一次在上海比翼艺术中心的展览《进行时》(2001)的现场表演开始的。在这个作品中，每当观众进入作品空间之后，墙上所挂着的手就会忽然抬起，指向观众，直至离开，充满挑衅意味。后来，类似的概念在展览<范明珍范明珠》中的表演作品《3月6日》(2002)中又实现了一次，但是换成每个观众在进入展厅之后，都会被一个身穿精神病服装的表演者跟踪，直至他走出展厅。观众和表演者在监视与被监视之间形成一种极为微妙的、略带破坏性质的紧张关系，这一近乎恶作剧的安排令原来前来看作品的观众反而成为作品的主体，被“看”的对象。

或许是这种破坏性的反展览观看方式引起了徐震新的兴趣，又或者是徐震的那些反社会道德意识的作品在参展时遇到过多障碍，不是被遏令禁止展出，就是在交方案时即被拒绝。总之他开始了新的艺术实验的兴奋点，即探索展览中艺术与观众、看与被看之间的张力关系。一系列直接致力于展览、艺术陈列本身并对观众各种不同的观展体验做出实验的作品由此产生。例如他会在一个展览的展厅入口处，朝外放置一个工业用鼓风机，试图以9-10级台风的强力干扰观众进出场地（《无题》，装置，2002）;做一辆小模型车在画廊内洒水清洁地面，而喷洒的却是臭哄哄的艺术家从中国收集的口水（《小心点，别弄脏》，装置，2002）；找两个“野人”在展览的开幕式中逢人便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表演，2003）；又或者让两个带着警铃帽子的年轻人，在展览场地范围的山顶上到处奔跑，让声音暴力彻底骚扰这个展览（《我们来了》，2003，表演）。这样的作品尽管是站在反艺术的立场上的，然而却十分有效地拓展了观众全新的观展经验，同时亦更自由、更即兴地实验了艺术的各种可能性。

随着徐震在国内外公共展览机会的增加，一些展览机构亦很不幸（也可以说很幸运）地成为了他挑衅的目标。作品《地震》（装置，2003）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实施不仅震动了美术馆的地板，震撼了原本悠然自得驻足于展览中的观众，更震惊了所有固守陈旧艺术体系阵地的卫道士们。同样尖锐又俏皮的恶作剧《最后几只蚊子》（装置，2005）也出现在上海沪申画廊的周年庆典展览上，本不该在隆冬季节出现的蚊子，大煞风景地停驻在画廊干净漂亮的白墙上，肆无忌惮地吸着画廊的“血”，谁让这儿“地美物肥”呢？

事实上自2000年以后，徐震的艺术征战已是捷报频频。从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第五十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国家馆，到2004中国当代艺术奖最高奖，他在国内外艺术界迅速获得高度认可；而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假想敌们正在自动地卸甲弃械。因此，在2004年以后徐震亦将注意力从艺术系统本体逐渐地转移到更大的视野中，以“真实的假象”去挑衅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上述提到的《8848-1. 86》即属于此类作品。在这之前，他改造了上海美术馆楼顶钟塔的一面钟，让其以60倍的速度飞速运转。这件为2004上海双年展量身定做的《当当当当》（装置），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疯狂转动的大钟时刻提醒我们，是否应该考虑适当放慢速度。而其新作《我的俱乐部》（装置，2005）则完全缔造了一个虚拟俱乐部，据称该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是去世界各国打名人。在展览中，“我的俱乐部”极其荒诞地展出了被挨打者的挨打照片（如小泉、安南、比尔·盖兹等等）、一个捐款箱（目的是请大家捐款，用来供俱乐部成员购买前往世界各地打人的旅费）、一台电脑（可以查阅俱乐部网站上的最新消息）。如此的俱乐部，不禁令人想起“暴力美学”鼻祖电影导演吴宇森的一句话：“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会得到宣泄。”

回看徐震八年来的这些作品时，仿佛是一个满脸坏笑、胆大妄为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他挑战速度极限，寻求高峰体验。然而在他与观众、策划人、艺术机构、现实世界甚至是与自己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们看到隐藏在“无厘头”面具背后的，其实是一个成熟、理性、睿智，勇于颠覆传统与权威，敢于重建自由文化平台的斗士。从对身体本能的挑衅，到对艺术本体的挑衅，再到对现实世界的挑衅，他利用了“挑衅”这样一种离经叛道却直接感性的力量，向那些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公共认识”关于自身与他者的空间、被动与主动的角色、男性与女性的隐喻、内在与表面的体验、偏见与常规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不容忽视的质疑。（节选）

徐震《当当当当》  行为  装置  2004年

本文发表于2007年《美术文献》总第50期